林品 | 饭圈简史

2021牛津中国论坛

饭圈研讨会

发言文字实录

林品

牛津中国论坛(OCF)成立于 2013 年，是全英规模最大，最为严谨学术的中国论坛之一。作为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论坛之一，OCF 致力于汇集中国话题的领域行家，与来自英国各地的中外学生们，共同对变化中的中国进行深度的讨论。

（此处图文源自OCF官网）

01.什么是饭圈？

我想重点探讨“饭圈”的翻译。

当我们把“饭圈”翻译为“Fandom”，然后用“饭圈”作为关键词进行讨论时，可能会产生一种由于语言的跨语际实践而产生的误解：饭圈扩大化。

在中国的互联网语境中，“饭圈”是一个2014年之后才真正流行起来的概念。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2014年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粉丝圈层、新型的粉丝社群文化，但是我们很难用它直接对应到亨利·詹金斯先生所研究的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就开始的参与式文化。

我们知道，在中国，“饭圈”是粉丝圈的一种特殊的说法，而在牛津的双语词典里面，对于“粉丝”（fans）的解释是“狂热的爱好者”、“狂热的仰慕者”。

在中国语境当中，对狂热爱好者的描述更多的是以“项目名称+迷”的方式出现，比如用“影迷”、“电视迷”、“书迷”、“球迷”来称呼某一特定项目的狂热爱好者。这种说法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我觉得亨利·詹金斯先生研究的“电视粉丝”，它更适合在中文语境当中对应到“影迷”、“电视迷”的概念。所以在饭圈文化流行之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迷群研究”。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当中，“粉丝”原来指的是用绿豆淀粉、玉米淀粉、地瓜淀粉制作的细条状食物，直到2004年前后才被用来指称某一种狂热的仰慕者。

2004年前后，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是具有产学研结合经验的林资敏写了一本名叫《抓住怪怪粉丝：视觉行销策略》的书，主要研究所谓视觉偶像的造星策略。这本书出版以后，从业者特别是媒体开始用“粉丝”这个词。

《抓住怪怪粉丝——视觉行销策略》是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林资敏。图片源自百度百科。

“fans”被翻译为“粉丝”，被用来指称一种特定的迷、特定的粉，就是围绕着视觉偶像而形成的一种粉、一种狂热的仰慕者。

二是2004年开始出现了一个风靡全国的节目——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这个节目借鉴了英国的《流行偶像》（Pop Idol）电视选秀节目。

当时出现了很多用食物来指称某个特定选秀节目选手的狂热仰慕者的词语，比如说，“玉米”用来称呼李宇春的粉丝，“凉粉”用来称呼张靓颖的粉丝，“盒饭”用来称呼何洁的粉丝。

而“粉丝”用来作为一个概称来概述围绕着这种新型的视觉偶像而出现的狂热仰慕者群体。

“饭圈”这个词直到2014年前后才出现。

我们知道，去年饭圈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中国的网信办曾经发布公告，新浪微博、豆瓣网、抖音、兴趣部落APP、超级星饭团APP、爱豆APP等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加应援打榜、无底线追星的不良信息和行为。

它指涉了六个APP，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大众化的社交媒体，比如说新浪微博，豆瓣网，抖音。还有三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APP，一个是2014年QQ推出的兴趣部落，一个是2013年推出的超级星饭团，还有一个是2013年推出的爱豆。

在这些社交平台上，活跃着围绕某种特定的明星形成的饭圈团体，比如兴趣部落被用来追星，其中也存在大量的饭圈行为。所以，饭圈在我们看来是围绕特定的明星所形成的兴趣部落（趣缘社群）。

他们追求的明星不仅仅是视觉偶像，而且是爱豆。这里的“爱豆”不应该被认为是对英文单词“idol”的翻译，而应该被认为是对“idol”的日文变体“アイドル”和韩文变体“아이돌”的翻译。

因为在这一时期，日韩爱豆的粉丝群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展现出了极强的数据生产能力、流量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造星机制借鉴了日韩偶像工业，新型视觉偶像不断涌现甚至被量产的时期。

所以，我认为狭义的“饭圈”不应该指代范围非常广泛的Fandom，而是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被用来指涉围绕着一种特定的明星——爱豆形成的兴趣部落。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进军影视行业、文娱行业，并且依靠着他们的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理念来改造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游戏规则和产业生态的阶段。

所以，在当时“爱豆”又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变体，叫做“流量明星”。在中国的网络文化当中，“流量明星”、“爱豆”经常指涉的是同一类明星、视觉偶像。

所以，如果给“饭圈”下一个简短的定义，我会把它界定为在2014年前后开始出现，并且逐渐在中国网络社会当中流行开来的一种特定的兴趣部落、特定的趣缘社群、特定的粉丝或者叫爱好者或者叫仰慕者圈层，围绕着爱豆、围绕着流量明星而形成的一种圈层。

02.青年人为什么着迷饭圈文化？

谈到饭圈文化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我们可以把饭圈文化作为一个与其他的趣缘社群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的特定的趣缘社群文化来讨论。

就共性而言，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巨变过程中，对趣缘社交的需求在急剧地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以及伴随着市场化的社会转型的城市化的进程，都塑造了一种与原来的生活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生活在严格的户籍制之下的熟人社会中的人群所不同的生存状态。

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而疏离的原子化个人，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涌现，原来的地缘社交、业缘社交、血缘社交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此时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在网络时代填补了很多处在孤独而疏离状态中的新生代的原子化个人的社交空洞，就是趣缘社交。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中国长时间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让每一个核心家庭只能生一胎。这个政策造就了不止一代的独生子女。

这些独生子女的血缘社交有很大的空白，与他们的父辈祖辈相比，他们更容易陷入到一个孤独的生存状态中，所以饭圈填补了或者说满足了他们趣缘社交的需求。

同时，饭圈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心理需求的满足。其中一个是对于自恋性力比多投射的需求，这也是在西方的粉丝文化研究中经常讨论的。

今天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自恋主义的社会，而自恋主义的社会同时又遇到了一个与它构成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需要我们不断地实现个人的自我满足；另外一方面，阶层固化使得个人成就的实现变得相当困难。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个体对于荣誉、声望的想象是无法在自己身上获得满足的，但他可以寻找一个理想自我，寻找到一个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镜像。

我无法在自己身上实现一个关于荣耀、奢华、名利场的想象，但是我可以在一个与我相似、但比我更好的偶像身上投射这种自恋性的力比多，实现这种自恋主义的替代性满足。这也是很多饭圈粉丝他们喜欢偶像、作为偶像的事业粉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某种亲密关系或者叫准社交关系的需求。

东亚的爱豆工业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准社交关系的去病理化。粉丝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爱豆的女友、老婆、姐姐、妹妹、哥哥、弟弟、老公、男友，可以在自己和一个视觉偶像、明星、爱豆之间建立一种准亲密关系或者准亲属关系。

这种准社交关系在20世纪中叶的精神分析学领域是很容易被病理化地看待的。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刘德华的“追星族”群体中，如果有人说是他的女友，很可能被大众媒体建构为病理现象。

但是在日本、韩国、中国三国接连出现的爱豆工业中，这种准社交关系的想象和建构不但不被视作病理现象，反之，从产业到媒体有着很深的利益链条输送，话语建构者、粉丝运营者鼓励粉丝把自己想象成爱豆的女友。他们会要求爱豆去提供各种各样可供粉丝带入自我，进入到一个想象性亲密关系当中的素材。

所以我觉得，饭圈文化同时还满足了粉丝在高度原子化的、孤独的时代当中对于准社交关系的需求。

所以他们的这种需求，不仅仅在趣缘社交当中获得满足，在粉丝社群后援会的集体互动中获得满足，而且在他们和爱豆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想象当中也获得了满足。

03.是什么造就了疯狂的行为和疯狂的青年？

我在《数据拜物教下的流量明星与饭圈文化》一文中提出了“数据拜物教”的概念。

在我看来，数据拜物教是在中国自2014年以来的“互联网+文创”时代的产业生态转型中出现的。对于大数据技术和理念的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对整个文娱产业规则的改造，导致了一种明星的出现。

这种明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流量明星”，他跟传统明星是不一样的。传统的明星是通过自己优秀的作品、技艺的展示，逐渐地积累媒体认知度、关注度和曝光率。

流量明星则更多是依靠他在社交媒体上被大数据技术所捕捉和量化的流量数据，这个流量数据作为一个资本去兑换新的文化产业中的资源，如影视资源、综艺资源、品牌代言资源。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粉丝，就是饭圈的粉丝。

我觉得饭圈的粉丝和詹金斯先生研究的media fans是存在着区别的。这种区别也构成了去年的很多争论，就是两种不同的粉丝，两种不同的数码实践，两种不同的话语逻辑，出现了矛盾的时候，新的饭圈粉丝就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是疯狂的。

比如说电视粉丝，media fans，他投注的爱是朝向媒介文本和自己自发生产的、满足自我想象的用户生成内容，如同人文本。

但是新的粉丝可能更接近什么？更接近产业驱动型的粉丝，他们在特定的产业规则的引导之下，从事着有目的的媒介使用和内容/数据生产。

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从日韩的爱豆工业借鉴过来的概念，叫“粉丝运营”。它指的是造星团队、经纪公司会通过组建官方的后援会，对接职粉、站姐，收编大粉成为粉头等多种方式，对围绕着偶像明星的粉丝社群进行渗透，对他们进行引导、组织、动员，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管理。

这种组织的目的是驱动他们从事一种特定的媒介使用行为，就是制造并增加与爱豆有关的正面数据，同时消灭或者压制负面数据。

所以在互联网络中，控评就是去控制和占领提及爱豆的网络内容评论区。这种控评的行为就是试图去增加、制造正面数据。

还有一个争议最大的、最容易引起矛盾冲突的就是“反黑”。

反黑就是把很多在他们看来不利于偶像形象的网络信息、网站内容视作“黑料”，然后通过举报、投诉、私信骚扰，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网络暴力的方式强迫其他网友，或者以平台为渠道，让平台出手，使一些被他们判定为“黑”的内容消失或者遭到压制。

这种反黑行为在去年引起了很多的争端。我们会看到，之所以饭圈会有一种被人认作是很疯狂的控评、反黑、应援、打榜，它背后的动机就是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同时消灭或压制负面数据。

而这背后是产业生态转型之下，这种数据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可以兑换各种资源的一般等价物，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已经高度货币化了的资源。它不仅跟粉丝的自发性有关，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产业规则和造星团队的策划。

04.饭圈和生活是否需要有一个边界？

饭圈是不断地扩张的，它不断扩张的原因是背后有资本力量的推动，有新的互联网资本所主导的造星流水线的推动，所以很难设置某一种意义上的边界。

但它会触发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总觉得后援会之类的粉丝组织是一种粉丝self-empowerment（自我赋权）的标志。

但是也应该追问，在这种粉丝组织中，粉头和普通粉丝是否构成了一种差序性的权力圈层结构？

粉丝在粉头营造的信息环境中行动的时候，在粉头的号召下不断地完成他们布置的反黑、控评、打榜任务时，是不是用自己的无偿奉献来为那些粉头创造了利益，以及为与粉头有着直接沟通的造星团队创造了利益？

现在中国的饭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援产业链充满了灰色地带且缺乏监管，所以有很多职粉、站姐、粉头是可以在这种产业链条当中获取非常可观的利益的，而这种获利又是以其他粉丝的无偿奉献作为前提条件的。

如果对这些问题有一些自觉的思考的话，一些粉丝的行为可能就会更审慎，而不是粉头让他们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粉头让他们不断地越界应援、跨圈侵犯的时候，也就这么做了。

我们还要思考的一个问题，empowerment。粉丝社群在获得了来自新媒介的媒介赋权，来自自己消费行为的消费赋权，来自粉丝组织动员和组织之下的社群赋权的同时，又如何受到了多重的规训？

一个是大数据算法所牵涉的技术垄断的规训，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来自商业驱动、产业驱动的造星团队、经纪公司所进行的粉丝运营，这种粉丝运营也对他们行为的自主性进行了规训。

还有就是举报机制所牵涉的平台权力和公共权力。这些势力都对粉丝的自我赋权进行了规训。如何既运用好自己所获得的权利，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自主性受到了有形无形的多重势力的规训，同时意识到在现在的粉丝群体中有一个差序性的权力圈层结构。

对这些有着充分的警醒和意识的时候，我觉得粉丝的行为可能就会更加审慎。

当然这不是粉丝自己就能完成的一个新的交往规则的塑造。比如说，整个文娱行业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不是那么唯数据论的综合的评价机制？或者，中国的公共权力是否有可能对充满灰色地带的应援产业链进行有效又合理的监管？还有全社会的监督，都可能促成一个不同趣缘社群之间的交往规则、交往礼仪的更新。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这种更新。在不同的趣缘社群之间，在詹金斯先生所研究的media fans和这种高度产业驱动、商业目标导向的粉丝之间，在各种各样的新的网络部落和趣缘社群之间，大家如何在共生当中共创一个繁荣而多元的文化？这需要交往礼仪的更新。

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行动者都面临着新的选择，而行动者和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将共同塑造一个新的文化生态。

我们刚才提到饭圈的负面的文化影响和社会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直接的利益方介入其中。

很多流量明星的造星团队、经纪公司有专职人员来负责粉丝运营，他们会和官方后援会、职粉、站姐、粉头有着直接的联络渠道，让他们去动员和引导这些粉丝从事一些媒介使用、网络数据生产甚至是反黑的行为。

如果我们要营造更好的粉丝圈生态，是不是有可能通过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甚至是通过一些宏观调控的方式，去激发这些想要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的粉丝运营者，主动去承担起社会责任？

因为我们看到的情景就是，中国内地娱乐产业资源有限，爱豆同质化又很严重，所以有许多爱豆的造星团队的粉丝运营者，他们很容易在一种零和竞争的思维下巩固粉丝群体，甚至是通过虐粉来激发更强烈的情感。

在虐粉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一些策略产生了路径依赖，比如说是划分敌我、党同伐异的策略，通过一种对抗性的身份认同、与其他群体的对抗性的情感，来巩固社群内部的身份认同和情感纽带；或者是有一种阴谋论式的虐粉策略，去散布一些虐粉的我们称之为“洗脑包”的信息，比如“全世界都想害我家哥哥”，营造出这样一种虐粉的氛围。

对这种策略产生路径依赖之后，很容易加剧不同社群之间的群体对立和相互攻击，所以，有没有可能通过社会的监督、舆论的引导，促使这些相关的利益方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同时，我们看到很多流量明星、爱豆的官方后援会获得了工作室出具的公函来予以企业认证，所以它们在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是有蓝V标识，也就是企业认证标识的。

对于这些有企业认证的“官方”后援会，相关部门有没有可能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进而对这种应援产业链进行监管？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娱行业应该践行原来的“内容为王”四字箴言。

但今天很多“互联网+文创”的从业者往往觉得“流量至上”，在整个平台所主导的数据拜物教的泛娱乐的产业链条中，这种唯流量论的思维逻辑在不断弥散、扩张，甚至侵蚀着原来我们心中的很多文艺创作规律，或者是詹金斯先生所特别看重的类似media fans的创造力、生产力。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运用社会多方，从文艺界的人士到社会舆论、大众媒体，再到有关的公共部门，通过多方的合作，用“内容为王”的逻辑去抵御大数据环境下形成的“流量至上”的逻辑的侵蚀？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背景，就是大数据技术加持之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所驱动的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应用工具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推广。

在技术演进的背景下，每一个社会行动者、文化参与者都要面临新的选择。如何不被技术垄断，更好地去运用技术营造一个符合文创工作者理想的文化生态？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本文是林品老师

在“2021牛津中国论坛饭圈研讨会”上的

发言文字实录。转载自造就talk。

感谢公号和林品老师授权海螺社区发表。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推荐阅读

本期编辑 | 周新